对权力的理论界定虽然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对这一问题所付诸的持续不断的关注和研究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使法律的执行机构注意遵守法律而不腐化。其实，在贝卡里亚的论述中，犯罪已经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从机械唯物论的立场出发，认为犯罪是社会不公的必然结果，是行为人在特定环境下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9]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在表达犯罪的社会性时，贝卡里亚实际上已经传输了古典犯罪学的意志自由论。除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对于当时黑暗的刑事司法均给予了犀利的批判。在贝卡里亚看来，不同社会阶层利益、政治地位等的极大悬殊，造成了下层的贫苦者心理的不平衡，对物质利益、自由愉快的渴求，使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自己的勇敢和辛勤来实现他们的追求。刑罚越公正，君主为臣民所保留的安全就越神圣不可侵犯，留给臣民的自由就越多。努力提高同每个公民密切相关的福利，使福利资金的雄厚程度成为周围国家所无与伦比的。
二、知识背景：贝卡里亚犯罪学思想的原动力在前启蒙运动时期，整个欧洲的刑事司法处于非常黑暗的局面。[11]但事实上，刑罚的残酷与犯罪的减少之间并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相反，忽略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而单凭刑罚的力量来反击犯罪的做法，已经被事实证明是一种自杀的措施。税宪法关系反映的国家与人民根据契约进行的交易。
执法层面的收税用税合法性是针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征税用税应符合税收税用法而言的。国家和纳税人之间在收税用税问题上法律地位不平等、权利义务不对应。（三）中国税宪法原则入宪路径纳税人对宪制的选择，是租税改革的唯一路径。一方面，它能在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对税法规则起指导作用，所有税法规则的内容必须符合税宪法原则，违反税宪法原则的税法规则无效。
税法定原则是税法中的最重要原则和帝王条款，税法定原则宪定是宪法层面对形式正义的张扬，能使国家税权得到有效约束和相互制衡。先有税用法，然后才能支出税款。
作为税法定原则组成部分的用税法定原则连法律规定都缺失，就更不用说宪法了。税法基本原则中的政策性原则如税自主原则就不是税宪法原则。[7]RamonJ.Jefferry,TheImpactofStateSovereigntyonGlobalTradeandInternationalTaxation,Kluwr,1999,p10[8][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劳等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89页。都是为了规范国家税权，限制国家不得为非。
各家所列税法基本原则归纳起来至少有10余项之多，其中有的是税收原则而不是税法原则，有的是税法一般原则而不是税法基本原则。人民根据自己同意的契约纳税，国家根据人民同意的契约征税和使用税款。仅有形式上的税法而不管税法的良善和实质，即使税法能普遍遵循，还是不能实现税法治。与普通税法至多只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相比，税宪法保障的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11][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2、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6页。税收程序法定是指税收立法程序、税收征收缴纳程序、税收争议解决程序均应有法律规定，征税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征税，纳税人依照法定程序纳税。
注释:[1]参见李龙、汪习根主编：《法理学》，人民法院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页。税公平原则与税法定原则联系在一起，成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两大基本要素。
作为根本法、人权法、控权法的组成部分，税宪法具有普通税法无法比拟的优越性。税公平原则强调在一国范围内不同地区的居民能享受大致相同的基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在分配税款时，兼顾好整体、落后、老少边穷地区和弱者的利益，实现税收的全民共享。税法学界对税法的基本基本原则究竟有哪些，意见并不一致。本质上要求低收入者低税负，同收入者等税负，高收入者高税负。[11]宪法是法律之法，是规则之规则，所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国家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国家权力运行的界限。[3]参见刘剑文：《财税法专题研究》（第2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39页。
与此同时，税公平原则是宪法平等原则在税法领域的体现，现代社会大多数国家的宪法亦都规定了税公平原则，通过宪法来确定税公平原则的权威性，使税收税用的实质正义在宪法层面得以维护。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首先，经济学上的税收公平主要是以税收负担带来的经济后果上考虑，强调税收负担的结果公平。纳税人纳税但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对待给付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有权决定税的收入与支出，有权决定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品种和数量，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在税的征收和使用上不能不经过纳税人同意，不能不考虑纳税人的利益，做到征税适度、用税合理。
税法定包括税收法定和税用法定，税公平内涵税收公平和税用公平。四、结语税宪法原则是应由宪法规定、体现宪法基本原则、贯穿税收法和税用法整体及全过程的宪法一般原则。
形式税宪法和税法的缺失并不能否认决定它的形式和内容的税宪法原则的根本价值。它首先要解决税收负担问题，依据负担能力，相同情况的纳税人征相同的税，不同情况的纳税人征不同的税。因此，税法定原则也就从最初的税收法定扩展到税用法定，是税收法定和税用法定的统一体，包括税收法定原则、税用法定原则和预算法定原则等。出处:北京大学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13卷（2013年卷） 进入专题： 税宪法 。
前面已经例证，税法定原则在许多国家宪法中都予以明确规定且已成为一项宪法性原则。只要议会认为条件是合理的，联邦议会就有权批准向各州提供财政拨款。
各国宪法大多对税法定和税公平两项税宪法原则作出了规定，而中国现行宪法中税宪法原则甚至于税收法定的规定即是完全空白。葡萄牙宪法第5章财政制度与税制第106条规定：税制由法律建构，以公平分配财富与权益并满足政府的财政需要。
因此，应从宪法的高度来明确税公平原则，不仅应体现立法、执法、司法层面在税收税用问题上的公平，而且应体现纳税人之间、纳税人与国家征税用税机关之间的平等，使税的收支在宪法规定的税公平原则之下真正做到取该取之财，办该办之事。[10][美]罗伯特·达尔：《民主理论的前言》，顾昕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页。
当相关主体符合税用法规定的条件时，税款拨付机关就必须严格按照税用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支出税款，既没有不支出税款的权力，也没有多支出或少支出税款的自由。由于税首先收税，它事关公民财产减损，因之税法定原则最初只是以税收法定原则的形式存在，法律保留也只限于收税这种侵害行为，而与用税有关的授益行为，则主要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政府决定。由于税收直接减少纳税人的财产和收益，如果不对政府征税权进行限制，将会严重损害纳税人的利益，遭到纳税人的强烈反对。应当制定税款使用责任法，规定税款管理和使用主体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
税收支出要素法定要求税用相关主体、支出类别及形式、支出时间都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迄今为止，我国宪法尚未对税公平原则加以规定，税收税用实践中，税收的强制性被过分强调，较少关注税收正当性问题。
税宪法原则是宪法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又是税法领域的基本原则，是整个税法领域必须遵循的最基本准则。为了实现税法治，在遵循税法定原则的同时，还必须在税法立法和执法实践中遵循税公平原则，以满足税收税用实质正义的要求。
税法定原则可分为立法层面的税收税用法定和执法层面的收税用税合法性是两个方面[4]。税宪法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国家滥用税收税用权，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法定原则和税公平原则应被税宪法首先确认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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